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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adu100.cc/qhxh/9949.html , http://www.sougouyuedu.cc/khly/9652.html http://www.sougouyuedu.cc/khly/9651.html http://www.sougouyuedu.cc/khly/9650.html http://www.sougouyuedu.cc/khly/9649.html http://www.sougouyuedu.cc/khly/9648.html http://www.sougouyuedu.cc/khly/9647.html http://www.sougouyuedu.cc/khly/9646.html http://www.sougouyuedu.cc/khly/9645.html http://www.sougouyuedu.cc/khly/9644.html “她”这个字我们天天都在用，但是这个女性第三人称代词的历史其实并不长，它和很多现代汉语新词汇一样，产生于新文化运动兴起的五四时期。 说到这，你可能会认为，“她”一定是当时女权主义思潮和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但实际上，“她”字在最初被发明时跟女权主义完全没什么关系，相反，在推广过程中还一度遭到了女权主义者的激烈反对。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不仅如此，“她”字从最早被提出到完全被大众所认可，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漫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还有哪些因素在制约“她”字的普及呢？除了“她”，当时的文化界就女性第三人称代词的选择还提出了哪些不同的方案呢？ 其实在近代以前，中文里一直都没有给第三人称代词区分性别属性，这一需求是直到近代，中国开始与西方语言尤其是与英语接触之后，才逐渐显现出来的。19世纪初来华的传教士们，在翻译《圣经》等文本时就遇到了如何准确翻译 she 的问题。最早尝试解决这一问题的，是西方派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1814年时，他首次采用了“该妇”，即“这个妇人”的说法来翻译英文中的 she。 此后他还尝试了其他的翻译方式，比如在1923年澳门出版的一本英语语法书中，马礼逊就将 he、she、it 分别译作“他男”“他女”“他物”。但这些词组式的翻译不但显得怪异，而且还会影响阅读的流畅性，所以这种翻译只能是在没有专门的性别区分代词可用的情况下，采取的无奈之举。 就在传教士们就 she 的翻译陷入困境，只能用各种词组来代替时，却有一个中国人想到了更方便的方法，这个人就是曾经在英国求学的广州人郭赞生。他在1870年翻译出版的一本英文语法书中，首次给中文里原本就有的几个人称代词限定了性别属性，分别用“伊”来翻译 she，用“彼此”的“彼”翻译 it，而常用的“他”字则只作 he 的翻译。比如，他在书中就将 He is in the garden, she is in school 翻译为“他在园内，但伊在书馆”。 郭赞生的做法成功地避免了词组翻译的尴尬，在中文第三人称代词分化的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但在当时，由于外语在中国的影响很小，而且人们对于女性独立性的话题也都并不关心，因此郭赞生等人的尝试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就连郭赞生自己也常常会在书中不自觉地仍然将 she 翻译为“他”。 这样的局面直到中华民国时期才迎来了转机。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伴随着大量世界文学新作品被译介到中国，如何用中文准确翻译外文里的女性第三人称代词的问题再次显现出来，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她”字就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 从1917年起，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进步杂志《新青年》的编辑圈内部，刘半农和周作人等人就已经开始讨论 she 字的翻译问题。在这一个过程中，刘半农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建议，创造一个“她”字来作女性第三人称代词。不过，这个建议只是作为非正式的提议，在《新青年》编辑圈内部提起过，影响有限。而最早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讨论这一提议的则是周作人。 1918年8月15日，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译作的说明。文中指出，刘半农曾提起创造一个“她”字，但是创造一个新字在印刷时需要新铸很多铅字，很不方便，所以暂不提倡，而是决定在当时通用的“他”字右下角标注一个小号的“女”字，以此来代表女性第三人称代词。在此之后的几期《新青年》杂志里，凡是译文中有女性第三人称代词出现时，就都会采用周作人提出的方案，在“他”右下角加一个小“女”字的方法来表示。 有作家还在文章中明确提出，这个字本身就是女子独立、与男子平等的象征符号。由此看来，女性第三人称代词分化历程在这一阶段就已经背负上了女性解放的启蒙使命。 但这个造型别扭的新字也遭遇了不少反对的声音，就连《新青年》杂志内部也有人公开表示不赞成这一做法。于是，文化界展开了一场关于中文女性第三人称代词选择的大讨论。1919年2月，《新青年》刊登的一篇题为《英文「SHE」字译法的商榷》的文章，可以看作这一讨论的阶段性成果。这篇文章公开了语言学家钱玄同与周作人的对谈。 该文中，钱玄同认为“他”右下角加一个小号“女”字的方法使用起来并不方便，但刘半农重造的“她”字也不是很好，他更倾向于直接把英文中的 he、she、it 搬到中文里来用。而周作人则坚持用汉字，但他的观点也有所转变。 他放弃了此前提出的“他”右下角加一个小号“女”字的方案，转而提出用相对古雅且便于印刷的“伊”字，来作为中文里的女性第三人称代词。这一观点得到了钱玄同的热烈赞同，两人达成共识。而从周作人的表述来看，当时他应该并不知道，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有人提出过这一方案，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晚清时期广州人郭赞生。 这篇对谈发表以后，用“伊”字指代 she 的方案就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周作人、钱玄同等人的倡导下，当时的很多文人学者都开始在自己的文章中用“伊”字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与此同时，文章中提到的刘半农所发明的“她”也被更多的人所了解。 中文里原本并不区分人称代词的性别属性，而近代以来由于翻译的需求，人们开始探讨用什么方式翻译英文里的 she。这一讨论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备受关注，当时的文人学者提出了很多方案，比如在“他”字右下角加一个“女”字，或者用古文中可见的“伊”字，甚至直接采用外文，这其中也包括创造一个“她”。虽然最终的讨论趋向于使用“伊”，但“她”也就此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钱玄同和周作人的对谈之后，虽然学界明确提倡大家使用“伊”字来作为中文里的女性第三人称代词，但“她”字却意外地受到一些人的青睐，并开始在自己的文章中使用。根据本书作者黄兴涛教授的考证，最早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使用“她”字的，是1919年5月《晨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名为《北京学生界男女交际的先声》。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当时一位杰出的青年白话诗人，年仅24岁的北京大学学生康白情。而康白情这次对“她”字的使用，除了是“她”字的首次公开亮相以外，还有更重要的意义。 我们在第一部分谈到这个字最初的创造过程时了解到，刘半农创造这个字的目的其实完全是出于翻译的实用性考虑，其中并不包含文字革新以外的思想，但康白情的第一次公开使用，则给“她”字赋予了重要的意义。他发表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在尚处于男女分校的时代背景下，探讨有关男女合校的问题，主张男女之间应该正常交往。他在此后接连发表的《大学宜首开女禁论》等一系列文章，更是直接探讨了女性解放的话题，倡导男女平等。 而他在这样的文章中有意使用“她”，无疑就给这个字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含义，“她”的使用也自此成为当时倡导男女平等的象征性符号。在此之后，康白情所在的新潮社和中国少年学会等社团的成员，也都开始在自己的文章中使用“她”，并在当时文坛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不过，此前学界已经提倡使用“伊”字，而且很多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大作家，像周作人、鲁迅、茅盾、叶圣陶、李大钊等人也都已经开始使用“伊”字，在这种形势下，人们更多地选择用“伊”字来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不仅如此，并不占主流的“她”字还遭到了一些反对者的激烈批判。他们反对使用“她”字的主要原因有这么几点： 第一，认为“她”字并非刘半农创造，这个字在古书中早有记载，而且古书中记载的“她”字其实是方言中对于母亲的称呼，读作jiě。这一点，“她”字字形确实古已有之，但这个字在当时早就废弃了，在日常生活中早就不再使用了。 反对使用“她”字的第二个理由是，与“伊”相比，“她”的发音仍然读作 tā，并不能很好地与男性第三人称代词区别，因此没有意义。针对这一质疑，周作人等人甚至一度提议，将女字旁的“她”读音改为 tuó，或者干脆读作 yī。 除了以上这些从文字使用角度进行的批判以外，对于“她”字更强有力的反对意见则是来自女权主义者。他们的核心观点是：用表示人的“他”来代表男性，却另造一个字来表示女性，就是将女性看作是男性的附庸。尤其在后来，有人提出并开始以“牠”作为物品的第三人称代词之后，“她”更是被指为隐含着女性和物品一样都不是人的观点，因而遭到抵制。 五四时期，男女平等思潮的兴起激发了中国现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这就让当时的人们，特别是部分知识女性，对中文里“女”字旁的字词都格外敏感。她们的不满，其实也是出于对某些跟女性相关汉字的极端反感，比如像“妓”“妾”就都被认为是具有侮辱女性的含义。甚至在当时还是繁体字的婦女的“婦”字，也被解读为“拿着笤帚侍奉丈夫和公婆”，是压迫女性的象征。一些女权主义者甚至一度要求废除此类的众多汉字。在这种势头下，当时流行的“女士”等称谓也一并遭到了批判，甚至还有人倡导相对于“英雄”的“英雌”等词，以体现男女平等。 而这些激进的女权人士，则大多都支持用“伊”字来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1935年，在当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女性杂志《妇女共鸣》，甚至还专门刊登了一篇名为《本刊拒用「她」字的启示》的文章，强调该刊在表示女性第三人称时只使用“伊”字。 因此，可以看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虽然“她”已经被一部分人所使用，但却仍然面临着种种争议和质疑。 刚才我们讲到，“她”字从使用之初就一直遭受着质疑，不过，这些质疑同样也遭到了支持者的反批判，尤其是《妇女共鸣》杂志拒绝使用“她”字的态度就受到很多人的反击。他们认为《妇女共鸣》声称“她”含有侮辱女性之意，这纯粹是一种过度解读，甚至可以说是吹毛求疵，这种狭隘的批判完全是舍本逐末。甚至有批判者由此联系时政，借机痛斥国民党统治的朝野上下同样是舍本逐末，指责国民党在日本预谋侵略中国之时还在强调什么娱乐救国、文言救国。 与此同时，还有人强调，那些文化精英推崇的“伊”字显得过于文绉绉了，不符合大众语言的时代潮流。由此来看，关于“她”字的讨论，在后期已经完全超越了文字本身的争论，成为左翼人士乘机实现政治文化批评的工具，而这也是关于“她”字的争论所能折射的一点重要历史信息。 既然“她”在当时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那么自第一批先行者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使用以来，在社会上的认可程度究竟如何呢？本书作者以当时社会影响力较大的杂志《小说月报》，以及官方出版的教科书和字典等最具说服力的文本为依据进行了考察。 从1920年8月开始，《小说月报》的翻译文章中就开始出现“她”，但使用“伊”字的作者还是相对更多，另外，还有很多文章仍然不区分男女第三人称代词。到了1921年，“她”字的使用就开始逐渐增多，并超过“伊”字的使用。当时开始使用“她”字的人中，就包括了郑振铎、茅盾、许地山等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 尤其是冰心、庐隐等知名女作家，她们根本不认为“她”含有侮辱女性的含义，反而乐于在文章中坚持使用“她”，这一行为更是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个新字的认可。到了20年代中期，朱自清、鲁迅等一些著名作家也开始顺应潮流改用“她”。尤其是鲁迅在1924年发表的小说《祝福》中，用大量“她”字成功塑造了祥林嫂这一经典文学形象。 如果说《小说月报》的情况可能只是表明了先锋作家们的态度，那么教科书和字典中对于“她”的使用则更多地反映了整个社会的接受与认可。从1923年开始，民国政府出版的众多教科书和权威字典中，也都已经将“她”字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只是这些字典和教科书中对于“她”的读音尚有一些分歧，有些书中仍将“她”的读音标注为 yī，或者 yī、tā 皆可。 在当时中小学的实际教学中，已经几乎都读作 tā 了。由此可见，30年代中期后，“她”字、包括tā的读音都已基本被大众所接受，“她”字作为中文女性第三人称代词的地位得到了确立。 而“她”字地位确立的背后，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字形上接近“他”，以及女字旁更能够体现女性特质，无疑都是“她”最终胜出的重要因素。但在作者看来，“她”字被认可的最重要原因还是跟“他”字读音相同。由于当时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无论男、女还是物品的第三人代词都普遍发 tā 的音，因此使得这一读音具有鲜明的大众性，这就完全契合当时所推崇的白话文“文言一致”的追求。 相比之下，“伊”“彼”之类的字音则显得过于文绉绉。而大众文艺、大众语言正是当时左翼文化运动的主流追求。20年代末到30年代前期，也就是“她”逐步社会化的时期，恰恰又是左翼文化运动蓬勃兴起的阶段，创造一种广大民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来、看得下”的“大众语”，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在这种文化环境下，“她”就显然比读音和字形都不贴近大众的“伊”字更具优势，而这一点才是“她”最终获得成功的最重要原因。 此外，“她”的胜出也推动了中文里将各种美好的事物描写为女性形象的风潮，人们开始用“她”来指代河流、山川、自然、故乡等等，这其中最为典型的或许就是用女性属性的“她”字来指代祖国。而这种格外细腻的表达方式带给人们在思想、情感上的丰富联想和共鸣，这或许就是“她”字留给今天的我们最真挚的礼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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